1941年夏天，奥斯维辛还不是后来世人所知的那个死亡工厂。那时它主要关押波兰政治犯，维持恐惧的方式不是大规模屠杀，而是有针对性的残忍。七月，一名囚犯越狱逃跑，党卫军指挥官卡尔·弗里奇下令：从逃跑者所在的营房中挑出十人，关进11号楼的地下牢房活活饿死。囚犯们管那栋楼叫「死亡楼」。
点名在烈日下的广场上进行。囚犯们笔直站立，弗里奇在队列间走过，随手指人。当他指向弗朗齐谢克·盖约尼切克——一个波兰陆军中士——这个男人从心底发出一声嘶吼：「我的妻子！我的孩子！」广场上每一个囚犯都听懂了这声呐喊，因为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。
就在这时，沉默的队列中走出一个人。他个子不高，瘦弱，戴着眼镜，胸前的囚服上印着编号16670。他叫马克西米利安·科尔贝，战前是一名方济各会修士——办过报刊，在日本和印度建过修道院。他因在自己的修道院里藏匿犹太人和波兰难民而被盖世太保逮捕。
科尔贝走到指挥官面前，提出了一个奥斯维辛从未有人提过的请求：他要替盖约尼切克去死。「我是天主教神父，」他说，「我年纪大了，他有妻子和孩子。」他当时四十七岁。弗里奇也许是震惊了，也许是觉得荒唐——居然有人主动选择死亡。他同意了。
科尔贝和另外九名死囚被关进饥饿牢房——没有窗户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。在这里饿死通常需要两周，过程极其痛苦。看守们习惯了从牢房里传出的哀嚎和哭喊。但科尔贝的牢房里传出的，是歌声。
司马迁说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科尔贝选择了泰山。他带领难友们唱圣歌、祈祷，听他们的忏悔，给他们安慰。一个接一个的人倒在水泥地上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但从未停止。两周后，党卫军需要腾出牢房，发现还有四人活着。科尔贝是最后一个清醒的人，跪在墙边，仍在祈祷。
营地医生拿着一针石碳酸走了进来。科尔贝已经说不出话，但他伸出了左臂。1941年8月14日，他死了——那天恰好是天主教圣母升天节的前夕，后来的信徒视之为天意。
盖约尼切克活了下来，一直活到1995年，九十三岁。余生五十四年，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一件事：讲述科尔贝的故事。1982年，同样经历过纳粹占领的波兰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科尔贝封为圣人。盖约尼切克站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，泪流满面。
今天，11号楼的18号牢房是一座纪念圣地。人们站在狭窄的水泥走廊里，望进那间小小的牢房。地上摆着鲜花和蜡烛。在那个地下室的沉寂中，发生了奥斯维辛的全部机器都无法阻止的事情：一个人自由地做出了选择——选择爱而不是恐惧，选择牺牲而不是求生——证明了即使在地球上最黑暗的角落，人的灵魂也不会熄灭。